【文/法里德·扎卡里亚，译/袁逸泓】

如果你想一睹未来的风采，请到柏林来，沿着选帝侯大街（Kurfürstendamm）走一走，这条繁华的大道常常被称为该市的香榭丽舍（Champs-Élysées）大街。

在一个最显眼的角落里，坐落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新式汽车展厅：时尚、优雅、多层次，配有咖啡馆、设计中心、展厅等等。当你进门后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看起来像布加迪或法拉利的东西，但比那些更加时髦——这是一辆EP9，一辆顶级的赛车，已经以每辆约3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少数几个客户。它背后的公司是蔚来（Nio），中国新崛起的汽车制造商之一，并且即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风暴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柏林蔚来中心

十年前，中国出口的汽车数量相对较少。今天，它轻松地取代了日本，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汽车出口国。在电动汽车方面，中国尤其强大，世界上每三辆新能源车中就有两辆是在中国制造的。当我们思考中国的弱点时（它确实有几个弱点），更需要注意的是她强大的实力以及其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之深。蔚来的汽车是在德国慕尼黑设计，在英国的圣何塞、牛津以及中国的北京和上海，都有它的研究和开发中心，组装则是在合肥进行。

思考中国问题时，欧洲是一个有趣的角度。本周我去了三个欧洲国家（德国、意大利和英国），在每一个国家，谈话都转向了华盛顿的对华政策。与我交谈的大多数政治人物都忧心忡忡，他们强烈支持拜登政府的对俄政策，并称赞拜登总统团结了西方力量，为其注入了明确的战略目标。但他们更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，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杰克·沙利文（Jake Sullivan）最近所提出的拜登新国际经济政策。

英国前首相戈登·布朗（Gordon Brown）解释了欧洲的两难处境。“欧洲需要一项工业政策，但它不能模仿（拜登）政府的保护主义，”他告诉我，“对欧洲而言，贸易是至关重要的；欧洲的繁荣依赖于与世界其他国家，包括中国的贸易，而美国的贸易则不然。（与美国不同，欧洲）需要进口能源，无法做到自给自足。尽管大西洋两岸表面上达成了协议，但分歧可能日益加深。”

布朗承认，拜登政府已经就扩大贸易关系采取了行动，但他同时也担心，所有这些都是双边或区域范围内的行动，可能会削弱全球贸易。他说，这些努力“抹杀了所有关于‘现代多边主义秩序究竟是什么’的真正讨论”。丹麦前首相赫勒-托宁-施密特（Helle Thorning-Schmidt）对此表示赞同。“欧洲不能脱离中国”，她解释说。“那将是全球化的终结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去风险，而不是脱钩。”

对于其他国家来说，他们更担心美国的对华政策

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-冯德莱恩（Ursula von der Leyen）曾提出“去风险”的概念，最近成为外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。甚至拜登政府现在也称，美国也想去风险而不是脱钩。但我与欧洲的许多人交谈后发现，他们担心这只是一个修辞上的变化，而美国的政策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应，将继续推升这一紧张局势。

当华盛顿听到这些观点时，他们往往会认为欧洲太过于悲观，太过于追求和平。他们相信在中国问题上，美国将不得不与印度、日本和越南等亚洲主要国家建立新的联盟。但即使与这些亚洲国家合作，也会存在一些限制。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，仅次于美国，新德里很清楚，它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是否能够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。

新加坡前外交官、《亚洲21世纪》一书的作者马凯硕（Kishore Mahbubani）指出，西方在讨论时常常忘记，世界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亚洲。他以自己所在的地区为例。2000年，日本的经济规模约为东南亚的八倍。大约三年后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经济规模预计将与日本相同。如今，中国和东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关系：近1万亿美元。而东盟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开放活跃的贸易，特别是与中国的贸易。

美国的战略天才们一直致力于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、自由和公平的全球体系，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主义，即单纯致力于确保美国的权力地位并削弱其竞争对手。布朗指出：“我们都需要一个运作良好、持续增长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能够发挥作用的多边机构。”美国总统比尔·克林顿曾经说过：“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国际机构，因为尽管这些机构的确会限制美国，但也会制约世界上新崛起的大国”。对此，马凯硕说道：“当下，我们迫切需要华盛顿有更多这种明智的自利想法。

（法里德·扎卡里亚为《华盛顿邮报》撰写外交事务专栏，他还是CNN的Fareed Zakaria GPS的主持人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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